[摘要] 道路拥堵不堪、住房供不应求、公共交通难堪重负———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各种烦恼。怎么办?于是,限行、限号、限购、限贷、限流……“限字诀”在各地轮番出台。然而,问题解决了吗?“限象”,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防范的“费字诀”重出
在“限令”得不断出台的同时,一个新的动向也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城市的管理思路,正从念“限字诀”向“费字诀”演变。“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让市民埋单。”有网友说。“对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设限、收费这样的城市管理方式,显然与当前我国简政放权、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相距甚远。”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说。
谈到管理
谁能来给限令下限令
靠“限”这一行政手段来进行城市管理是否妥当,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聚焦的一大话题。
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大有将“限制”这一短期措施长期化的趋势。一些措施短期看是必须的,但行政的力量只有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是有效和有益的。“应当说,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必要的行政干预,但是,行政干预不能代替市场规律。”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
代表委员认为,面临特殊阶段的发展难题,政府在发挥管理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患上“限令依赖症”,杜绝“限象”长期化、制度化的倾向。“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实际是要求政府更好地转变职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一步。”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说。
“找出路”
“限招”之后如何出招
“限招”之后如何出招?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就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破解“大城市病”开出了药方。
针对限行、限号的问题,“与其频繁出台各种限行措施,不如老老实实地反思现行城市规划和道路设计的缺陷,扎扎实实地将精力和财力花在公共交通的发展上,花在交通规划和道路建设的补课上。”人大代表、黑龙江大学法学教授杨震说。
在谈到限购问题时,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政府应加快保障房、廉租房建设,以减轻楼市压力。“权宜之计过后,更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认为,我国出台限行、限购的城市,都是人员密集度高、城市功能过于集中的地区。应借鉴欧美经验,大量建设卫星城,将主城区的功能分散,从而减少主城区交通和住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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