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许多漂在北京的外地女孩子而言，拥有京郊户口的男生比拥有北京城市户口的男生更有吸引力。
对于许多的漂在北京的外地女孩子而言，拥有京郊户口的男生比拥有北京城市户口的男生更有吸引力。
“如能找到那样一个男生就好了”，在丰台区马家堡东路一家商场里做导购的江苏女孩小冯告诉记者，“有宅基地有耕地，如果被征地有拆迁补偿，如果没有被征地，那起码有一条退路”。对她来说，生活伴侣是不是城里人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些土地所意味着的保障更为重要。
事实上，户籍与身份的断裂多致迁徙于都市与乡土之间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一种“生存与生活”分离的行为机制模式：赚城市的钱，过乡村的生活。当然，对许多也想过上有保障的市民生活的农民工而言，则由于其不得不仰望的过高门槛而被迫这样选择。
7月的23日，四川省的统计局发布“2014年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现状调查报告”，指出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没有举家向城市迁移的比例超过半数，76.3%的农民工不打算购房，46.5%的农民工认为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申请入学的限制条件太多，标准太高”；而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的一项调查则显示，近六成农民工倾向“流而不迁”，不愿在城里安家。
农业人口市民化的“盲区”
随迁子女读书、保障性住房、社保、医疗不平等，构成了农民工都市生存的盲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长2.4%，从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快速增加的同时，其权益保障相对滞后。四川统计局报告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行业比较集中，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合法劳动权益维权意识不强。
而在日益增大农民工群体中，46.6%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十多年前，出生于1980年代后的农村务工人员被学界冠名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十多年后，这群囊括了1980年后和1990年后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打工者的主流。
但是数量达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上下无着”的尴尬困境：他们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
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李煜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类似，城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性排斥仍然存在。这一群体在就业、居住与生活、社会保障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原来是农业的人口，现在是城市的人口，这个转化过程涉及到哪些要完善的方面，比如户籍、医疗、教育等。”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冯长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仅仅一个户籍制度便紧紧束缚了“碎片化”群体获得公平发展的空间，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放开户籍制度，下一步还需要考虑到医疗、教育、养老等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是否能给城市外来者以“扎根”的空间。
城镇化将加快户籍改革
7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70%为农民工居住的德州袁桥社区，与大家围坐拉家常时，李克强与这些“新市民”掰手指细数城镇化好处，并表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你们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今后会让你们生活得更好！”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现在政府力推的新型城镇化的工作核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在各类城镇居住的农民工高达91.2%，而且年纪越小的农民工越不愿回到农村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显示出加速流动与向往中大型城市生活的双重倾向，但事实上，横亘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户籍制度壁垒，其改革历程十多年来，一直未真正破冰。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不仅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还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城市公共服务问题作出了重点规划，会议同时强调，要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分配权。
“许多问题归根结底与户籍制度有关，所以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及社会融入等问题，户籍瓶颈必须突破。”在郑风田看来，“应当综合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譬如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城市落户，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租赁住房体系，并在部分地区先行试验，把已在父母务工地连续就学一定期限的学生纳入当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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